白沟

　　首联开门见山，指出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但并未见诸行动，而予孙又不能继承伐燕的遗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颔联沉痛指出严重后果，诗人用两个地名构成对仗，指出北宋没有收复沦陷的国土，空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颈联举出两个具体事例构成对仗，开国大臣本无统一大志，而后来的真宗在战争胜利时，又订出屈辱求和的城渊之盟。所谓澶渊和约就遗笑百年。

　　尾联议论作结。辽金入侵中原，北宋灭亡，靖康南渡，界河南移，由自沟推至江淮。产生这一局面，仅责怪徽宗，有欠公允。造成北宋覆灭之祸，未能实现统一，其直接原因是北宋统治者软弱无能，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诗人激于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回顾了北宋一代的兴亡，批判了北宋开国后对敌退让求和的妥协政策。

　　全诗“以议论入诗”，但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运用诗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描写。不说北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蜕“幽燕不照中天月”。不说界河南移，而说“白沟移向江淮去”。诗中运用两个典故，自然贴切；而且由虚转实，引史论今。对北宋之亡不单是进行客观的剖析，而且注入了强烈的抒情。诗人对北宋的屈辱求和，给予严正的批判，其中饱含了深刻而沉痛的爱国之情。

“白沟”指巨马河西东流向，经河北定兴、霸县到天津这一段。五代晋开运二年（945），契丹南侵，败于阳城，逾白沟而去。宋辽时即以此为国界，宋金时因之，故亦称界河。刘因是容城（今保定）人，离此不远；他写了好几首《渡白沟》，足见其对此感触良深。这首以“白沟”为题的咏史七律，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指出北宋诸帝不能继承宋太祖收取幽燕的遗志，导致靖康南渡、偏安江左的后果，表现了诗人卓异流俗的历史见解和深沉含蓄的兴亡感慨。

首句运用春秋时赵简子鼓励儿子们去攻取代地的典故，以喻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史记·赵世家》载：晋卿赵简子听人说，继承君主事业的儿子必须据有代地这块地盘。他回家便对儿子们说：“吾藏宝符于常山（今山西浑源县东），先得者赏。”诸子驰往常山寻找，皆无所得；唯庶生子毋恤回报宝符已找到。简子询之，毋恤说：“常山居高临代，代可攻取。”简子知其贤，便废太子伯鲁而立毋恤为太子。后来毋恤果然攻取了代地。此诗后文明写的是宋朝，这里通过用典，先造成读者产生类比的联想：代之于赵的重要性，恰如幽燕之于宋的重要性，赵简子鼓励儿子取代，恰如宋太祖图谋取幽燕；“宝符”本指代表天命的符节（称帝的凭证印玺），恰如立国封疆的重镇一样重要；简子姓赵，宋太祖亦姓赵……凡此，皆用典隐喻，不仅形成历史的类比，丰富了意象内涵，而且比直说更为精练、含蓄。用典如此贴切，实属不易。下句突转，与上句形成隐显、褒贬的鲜明对比。本来幽燕“自可攻”，可惜儿孙无能终未能攻取。史载宋太祖登基时曾赋《咏初日》诗，有“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之句，他也确实用了十三年时间芟刈南方诸国：平荆湖、灭后蜀、克南汉、夷南唐、致吴越入朝，使泉州归附，气魄不谓不大；但他在攻北汉时，遭辽援阻，统一大业未竟而身先死。太宗即位后，先后两次征辽皆不幸败绩，从此转取守势，幽燕竟未收复。太宗以降，更是代代承平苟安，对外皆庸懦无能，再无一个出类拔萃的雄才，不仅有负太祖遗志，且已预伏下亡国的祸根了。一个反问，真是力重千钧，发人深省。

颔联紧承首联，进一步感喟宋太祖统一大志的落空，坐视儿孙无能。“幽燕”，指五代石敬瑭为换取“儿皇帝”宝座，割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后汉、后周及宋朝皆未能收复。“不照中天月”，即以中国的月亮（天之正中）照不到幽燕，借喻宋朝的势力不能达到幽燕，使之同被王化。下句用汉高祖刘邦《大风歌》的典故：刘邦是沛县丰邑人，登基后曾回故乡，置酒宴父老，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海内风”，即指此歌。诗人有感北宋“重内虚外”，而致边防空虚，缺乏“猛士”镇守边关御敌，导致外患日剧，直至亡国的教训，故以此典故隐喻宋太祖《咏初日》，虽与汉高祖《大风歌》一样充满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然而儿孙无能，他只是白唱了，一个“空”字，感情深沉而语含微讽。本联上句以景为喻，下句以典为喻，不仅对仗工稳，静动交错，而且气象雄浑，意象生动。

颈联转为直抒胸臆，举出两个典型事例，写尽北宋君臣的庸懦无能。赵普乃北宋开国元勋，历相太祖、太宗两朝，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名。但是在诗人看来，他不过徒有虚名，原无统一天下、展土拓疆的雄才壮志。史载太宗两次伐辽失败，赵普上疏认为征辽是受“邪谄”蒙蔽，“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在他的带动下，李昉、赵孚一批大臣也上疏附和，主张学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辱求和，实开两宋投降路线之端，故诗人的指责实未过分。开国名相尚且如此，其余自不待言了。下句举“澶渊之盟”以成人事之对举。真宗景德元年

（1004），辽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南侵，深入宋境。宋宰相寇准力劝真宗亲征，宋军小胜后即与辽在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南）议和，由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史称“澶渊之盟”。虽然从此换取了宋辽百年相安无事，但这是以屈辱赔款的条件换来的暂时和平，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又助长了统治者苟安积习，其功安在？故曰“堪笑”。仅举人、事二例，则北宋皇帝、宰相的软弱无能即可管窥一斑了。“元无”“堪笑”，论断肯定，不容置疑，语含嘲讽，一扫陈见，表现出卓异的独到见解。

尾联是总结性结论。针对一般史家把北宋灭亡的责任仅仅归罪于宋徽宗（“宣和”是其年号）的过失，诗人高瞻远瞩地指出：南渡偏安，宋与辽、金的国界从白沟内移到江淮，亡国天子徽宗固难辞其咎，然而仅仅归罪于他，未免近视而不公允。因为追本溯源，亡国祸胎早已种下，太宗以降的整个北宋王朝一贯奉行对外妥协投降，苟安积习已深，必然早晚要亡国的。这就与首联“儿孙谁是出群雄”构成首尾呼应。这一深刻的历史见解，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而使人有耳目一新、惊世骇俗之感；但因三、四两联的铺排，则又觉结论似有水到渠成之妙。

作为咏史诗，本篇不仅见解卓异不凡，新颖独到，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亦颇具特色：诗中有深沉警拔的反问，有形象生动的借喻，有冷峻辛辣的嘲讽，有严正犀利的论断；时而用典类比，时而直抒胸臆，通篇风格豪健雄浑。尤以“自可”“谁是”“不照”“空歌”“元无”“堪笑”等含有虚字的词语，两两对举，构成一种慷慨纵横、傲睨一世的气概和愤而含讽、庄而微谐的语气。前人谓刘因“律诗直溯盛唐”（《林泉随笔》），信非泛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