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简介

年少求学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重建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㈠多难国运下的诞生，破落世家的沉浮

    这个阶段是从朱熹出生到十四岁时父亲去世。（1130—1143）

    关于朱熹的出生，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宋高宗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中午，朱熹在尤溪城关水南郑安道家（进士出身、官拜金紫大夫）出生了。-------天生异象之说，难免有后人的附会，我们权且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本不足为信。

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就在朱熹出生的当年，在金兵的进攻下，仓皇出逃的南宋王室，在杭州建立了偏安政权，中原沦陷，宋金对峙，是苟且求和、妥协投降，还是奋起抗金、收复中原，成为朝野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统治者，却沉醉于西子湖畔的歌舞声中，不思进取，醉生梦死。当时有一位诗人以悲愤而又无奈的笔调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社会士风萎糜不振，朝野礼崩乐坏，人欲横流，国将不国。无论是为了国家的中兴，还是为了道统的承续，社会都迫切需要进行道德的重建和精神信念的再造。这就是朱熹出生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朱熹会在尤溪出生呢？这还得从他父亲说起。政和八年（公元1117年），朱松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政和县尉，他靠变卖祖传的仅有百亩苗田作资财，一家八口才得以举家入闽，中举入仕后才保住了他小官僚的地位，但很快因母亲去世，丁外艰离任。（按规矩：服孝三年）宣和五年到七年(公元1122—1124年)，他只当了一任尤溪县尉。当时郑安道之子郑德与任尤溪县宰，与朱松一起共事，并成为莫逆之交。朱松卸任后，又长久待次寄居在尤溪郑家。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朱熹应运而生了。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生逢乱世的朱熹，自幼便随家人四处避乱，受尽流离饥寒之苦。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在尤溪夭折，两个叔叔也先后病死，多难的家境使朱熹身体羸弱，性格内向，但内心却有着过人的悟性。当时，面对坎坷的仕途和窘迫的困境，朱松曾请山人算了一命，山人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朱松做梦也想不到，与孔子一样显赫的圣人前程，仅落在这个忧患余生中出生的第三子头上。朱熹在尤溪断断续续地度过了童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留下许多美丽的故事。什么“半亩方塘二度桃”啦！什么“六龄朱熹胜棋王”、还有“朱文公坐沙画卦”啦等等。这些民间故事，经过世代相传，对尤溪县乡风民俗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尤其在教育方面影响尤著。

绍兴三年，朱熹四岁。有一天，一家人在庭院里赏月，母亲祝夫人向他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说月亮上有蟾蜍，是嫦娥变的，还有玉兔，一年到头都在舂药。其父指天对他说：“那是天，那是月亮。”而朱熹呢，却久久不想睡觉了，想不到寡言的儿子突然冒出一句话：“天之上何物？”一句话问得父亲惊讶不已。还追问为什么太阳那么热，为什么月亮又那么凉，太阳月亮再上去是什么？朱松听了大为惊奇。后来朱松在《中秋赏月》诗中写道：“……停杯玩飞辙，河汉静不湍。痴儿亦不眠，苦觅蛙兔看。”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朱子问天”的典故。这个有关“天理”的孩提之问，后来竟成为朱熹一生苦苦探索的哲学命题。

四年，朱熹5岁。他的祖父朱森在尤溪去世，父亲把他从泉州石井镇（相当乡镇一级的官，专管炸药和盐铁的官，领七品衔）带回尤溪守孝。当年，朱熹就被他父亲送进了私塾，朱松亲授以《孝经》。

六年，朱熹七岁。因受父辈的文化熏陶，已尚能知晓五行八卦大义。有一次，他和乡里小朋友在南溪书院前的沙滩上玩耍，有的堆沙房，有的打沙战。而朱熹在沙滩上画呀画呀，大家一看朱熹画的仅是一幅八卦图。所以，就留下了朱熹坐沙画卦的佳话。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便将这块沙滩叫着“画卦洲”。朱熹七岁下半年，才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建瓯是南宋王朝的行宫所在地，文革中毁）。传说朱熹还经常在建瓯水南前的沙滩上画八卦自娱。后人在建瓯水南沙滩上也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朱文公坐沙画卦处”，并建一亭以纪念。（据专家考证，半亩方塘和画卦洲均在尤溪。其余为杜撰）。

十年，朱熹11岁。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出知饶州，遂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

上述有关朱熹问天、画卦之类的传说，都给朱熹镀上了哲人早慧的色彩。但从其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个从小勤奋好学的童年朱熹的形象。

到绍兴十三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十七岁的朱松（公元1097——1143年）郁闷成疾。这位一生刚正不阿、怀才不遇的大诗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知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把年仅十四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请五夫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父亲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朱熹强忍少年丧父之痛，扶持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五夫，在寄人篱下的境况下开始新的生活。次年，朱熹葬父于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再葬寂历山。此后，他进入了勤奋苦读的生涯，立志成就事业。童年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㈡、师事闽北大儒，砥砺理学之剑

    这个阶段从朱熹15岁到21岁（1144—1150）

地处武夷山区的崇安五夫里，是一处钟灵毓秀的地方。刘子羽（公元1096—1146年）是当时与岳飞齐名的功勋卓著的抗金名将。后来虽位居宰辅（副宰相），但因得罪秦桧而罢官回乡。朱松去世后，他不负故友之托，远道前往建瓯接来朱熹母子，并在五夫的府前村翻修了一座五开间小楼让他们居住，并在小楼旁边划定了菜地、鱼塘，让朱熹母子可以在此种菜、养鱼，聊补生活之需。刘子羽对朱熹母子一直怀着古道热肠，多方照顾。他以实际行为向后人昭示着那个时代的儒者“重然诺，讲节义”士大夫风范。

朱熹在五夫读书的主要地点是屏山书院，值得庆幸的是，他得到了刘屏山、刘勉之、胡宪三位名重朝野的老师的悉心指教。朱熹能够成为一代宗师，首先得益于五夫三先生。朱熹的聪明伶俐，还特别受到刘子翬的厚爱，亲自把“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十六字心传送给朱熹。城府高深地解释所蕴含的深邃内涵：树木把一切养料都深藏在伸展于地下的老根里，才能在春天一扫冬天枯枝败叶的萎缩老态，显得生气勃勃，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士子要把广博的学问积累于身上，才能达到内心丰腴、神采焕然的境界。接着乘兴说：“晦之重要，于此可见，为师就替你取个表字，叫着‘元晦’吧！”为了感谢恩师赐字，朱熹一辈子虽几经改字，但始终保留着“晦”字。

十七年，朱熹十八岁。当年秋天，参加建州乡试（亦叫秋闱）考取了贡生。第二年朱熹十九岁。春天入京科举（亦叫春闱），廷试《创业守文之策》，登王佐榜进士。（五甲90名）当年，老师、义父刘子羽（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他，就在这座紫阳楼内，19岁的朱熹成了家。

二十年，朱熹21岁。这年春天，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福建省同安县主簿。但调令却迟迟不下，只好焦急地在家等候着。

    ㈢、出入佛老迷途复归，自我反思朦胧觉醒

    这个阶段从朱熹22岁到28岁。（1151—1157）

    二十三年夏天，朱熹24岁。朱熹在将赴同安时，特地前往拜见南平李侗。面对年轻气胜的朱熹，李侗不便多说，只叫朱熹“去圣经中求义理”。后来，李侗对人说：“元晦进学甚力，吾党鲜有。”这一年春，朱熹的长子朱塾出生。七月，朱熹到同安赴任。第二年，次子朱野又出生。在同安任上，历时四年。

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七月，朱熹任同安主簿期满，而代替他的人选又未到。他只好先送一家老幼到泉州等候。次年春，朱熹回同安等待接替人员，一直到十月，代职者始终不到，朱熹以任期四年已满罢归，往学于李延平。

朱熹的学问渊博，在当朝的士子中，属于才学卓著、出类拔萃之辈。如果钻营仕途，他完全可望位居极品而飞黄腾达。但是，朱熹不想当官了。他将老师刘子当年传给他的三字符“不远复”，亲笔书写悬挂在正厅堂上，其意义是告诫自己：迷途未远而能知返。此时的朱熹思想苦闷，他感到自己在学术上陷于迷途，需要不远而复。使朱熹困惑痛苦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极为盛行的崇尚佛道的社会氛围。连朱熹父亲朱松和五夫三先生那样见识不凡的文人学士也未能免俗。朱熹早年受父辈影响，也颇好佛禅。但是通过接触社会，他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在学理思想上，也是属于虚无飘渺之理。但是，如何在精神上构建新的理念支柱呢？他一时仍彷徨无着。

二十八年，朱熹29岁。  正月，再拜南平李侗为师，重新踏上求师之路，他决定正式拜南平大儒李侗为师。为表诚心，他学习前贤杨时、游酢“程门立雪”的举动，不乘舟车，步行三百余里，沿着漫漫山路，从五夫一直走到了南平。朱熹受学李侗后，成为二程理学的第四代传人。至此，代表中国孔孟道统的二程理学，终于实现了由中原到福建的历史性南传。十二月，朱熹差监潭州南岳庙（寺庙主持，半奉）。

朱熹所虚心求拜的老师李侗的性格颇有几分古怪，他不修边幅，木纳寡言，终日端坐冥想，却从不著书立说，朱熹则从他的只言片语中，领悟到了他深藏于内心的高远境界。朱熹在李侗的点拨下，如醍醐灌顶，使他深受启发，他完成了自称为“尽废所学”的自我否定，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升华，世界观豁然开朗。

    ㈣、道学夫子生平总结，跻身仕途初露锋芒

    这个阶段从朱熹30岁到38岁。（1159—1166）

绍兴二十九年，朱熹30岁。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谢上蔡语录·后序》。朱熹33岁，当年孝宗即位，朱熹应诏上了封事，他的见解开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隆兴元年，朱熹三十四岁。三月朝廷再召朱熹入朝，七月开始动身上京，十月到行在（皇帝住的地方，这里指临安，意思说行宫，有不忘旧都汴梁之意）。辛巳日入对垂拱殿。以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刚向新皇帝进言和议之策，朱熹此时则大胆进言反对和议，皇帝龙颜不悦，身边近臣也直冒冷汗。碍于新政刚出，只安排朱熹这个夫子“武学博士”之职待次。一个文弱书生，担当武职，明显地被晾在一边。朱熹实际上并未得到朝廷重用。十一月，接替成资阙，除拜武学博士命。

乾道三年，朱熹三十八岁。八月，前往湖南潭州访大儒张木式，弟子范念德一干人等同行。南轩张木式对朱熹也十分崇拜，赠朱熹诗云：“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十月，在执政陈俊卿、刘王共的推荐下，朱熹官拜枢密院编修。与张木式分别后，朱熹携同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拾掇本次旅途道中所作的二百余篇诗文，汇集成《东归乱藁》一书。

所谓幼有所学，长有所成。对易经八卦学的研究，历史以来都是文人名士的首选，并被作为“百经之首”。朱熹对易经的研究也不例外，他超越前人并渐趋成熟，最后臻于权威。朱熹非常注重天文的实际观测，提出了许多闪光的天文思想。近代人公认，他的“宇宙生化论”，大大超前于西方的古典星云说。朱熹的“格物致知”精神已经同西方的近代实证科学的精神取得了一种历史沟通。难怪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以诗意的热情赞扬了朱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到武夷山发现贝壳，引出自然科学新见解，月亮的圆缺和日食、月食引出潮汛、地震等，都能体现出朱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可在当时，他却被认为是疯子）。

    ㈤山中著书立说，鄙视险恶官场

    这个阶段从朱熹39岁到 51岁（1168—1180）

    乾道五年（公元1170年），朱熹四十岁。正月季子朱在出生。九月，母亲祝孺人去世，丁忧在家（守孝）。他在母亲庐墓旁修建了寒泉精舍。精舍就是今日的学堂（书院为公办）。在这里朱熹麻衣草履，为勤劳一生的母亲守孝，同时强忍丧母之悲，坚持著述。后来由寒泉迁至云谷，筑晦庵草堂。在寒泉，在云谷，一代鸿儒就如一介村夫田叟，他汲纳着天地山川之灵气，辛劳笔耕，潜心著述。山区著述的生活是清苦的，这种的生活几乎伴随着朱熹的一生。他除了爱喝几口农家米酒，这位学者对生活几乎一无所求。有一次，他去探访出嫁的女儿，同样清贫的女儿为没有好饭菜招待父亲而难过，朱熹却爽朗地吟诵道：“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但长期的清贫与勤奋，透支了朱熹的体能，健康不断恶化，有时还有性命之危。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一次次推辞朝廷的任命，不为富贵荣华所动，坚守着“君子固穷”的节操。他说：“自己的志向，只是修葺一些小文字，留待后人。”在当时那种人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朱熹秉至诚之心，践履着自己倡言的道学准则：“存天理，灭人欲。”

乾道七年，朱熹42岁，这一年初春，朱熹回尤溪祭祀其父朱松，并为其父在尤任所亲书“韦斋旧治”四字以纪念（内容）。与友人同登天湖尼姑院，写下了《立春大雪登天湖》诗。（尼姑院明代时毁）

八年（1172），朱熹43岁。四月，皇帝下旨，催促朱熹疾速上京，朱熹以俸禄不够养家为由推辞。这一年，尤溪知令石  （朱熹好友）倡建“传心阁”，朱熹专程到尤溪为其撰写《传心阁传》。

九年，朱熹44岁。九月，尤溪知令石   重修学宫，朱熹为其《重修尤溪庙学记》和《明伦堂铭》，并题书“明伦堂”匾额悬挂在学宫正堂。还应友人之邀，登水南的天湖山，留下了《九月九日登天湖》著名的诗篇。

淳熙元年，朱熹45岁。六月始拜命改宣教郎，即奉祠。朱熹46岁。正月，浙江吕祖谦（东莱）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半个月。吕东莱回归时，朱熹送至信州鹅湖寺。江西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和清江刘清之等，前来与朱吕会合，相与讲其所闻。双方各持所见，聚会不欢而散。（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主要内容下文分解）

三年，朱熹47岁。十一月十三日，夫人刘氏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六岁。

四年（公元1177年）二月，朱熹葬夫人于建阳黄坑大林谷。朱熹因夫人已在贫病中去世，中年丧妻的朱熹艰难持家，独自抚养着6个尚未成年的儿女。六月，朱熹的呕心沥血之作《论孟集注》和《孟子或问》二书问世；十月，《周易本义》、《诗传集注》二书出版。它标志着集孔孟思想之大成的朱子理学体系开始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关于“八卦”的理论，不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影响，而且对当今的高科技发展还产生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呢！大家知道，“二进制”成为现代科学运算的最佳选择，被广泛应用到电脑世界。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它产生之前，我们通常所运用的就有“四进制、十进制、十二进制、十六进制、二十四进制”等。既繁杂，又难懂。时间推移到了十九世纪初，西德有一个哲学家、数学家叫莱布尼兹的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易经的书，其中就有一本朱熹编写的《周易本义》，回去后潜心研究，爱不释手。按朱熹卦理解：宇宙用一个圆来表示，一圆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分列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再分出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代表一种物体，即朱熹所说的“物物有一太极”。比如，人是一种物体，人是阴阳组合体，因为人是爹妈生的吗！后来研究中发现，朱熹所编写的易经与别人的大不一样，人家的先天八卦图是放在书本的末尾，唯独朱熹把它提到最前面来。并且这本书是被人盗印出去的，朱熹多次或写信或吩咐他的学生、朋友，把这本书收回来。莱布尼兹分析说，很可能朱熹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之处，还来不及详细论证，书就被付印了。后来，他从“一圆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观点中，悟出了“二进制”。莱布尼兹说：“人们说‘二进制’是我的首创，准确地说应该是朱熹。”现在我们只知道比尔盖茨的“软件王国”，他是世界首富，个人资产达3000亿美元之多。他不但创造了一个先进的美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先进的世界。当我们今天享受高科技带给我们新生活时，可不能忘了为现代科学做出巨大理论贡献的朱熹。

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吕东莱屡次写信劝朱熹出山，湖南张木式亦讲须出为善，出去了才有定论。在大家的规劝之下，朱熹才有重新出山之意。三月底朱熹才正式到任南康军。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熹不受命则罢，一受皇命他俨然就是一个酷吏。

此时的朱熹离他担任同安主簿已过了二十三年。在南康军任上，朱熹谱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上的华彩篇章。匡庐美景天下秀，但朱熹到任时，此地正值旱灾，田地荒芜，饥民遍野。朱熹一上任就果断地实行荒政，救济灾民。同时，在繁冗的政务之余，他攀山越岭，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了著名的学府白鹿洞书院遗址。此时的白鹿洞书院，历经战乱，已是一片荒芜。在荒年地方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朱熹力排众议，动用其知军的权力，调配银两，多方筹资，决心重建白鹿洞书院。十月，在朱熹的亲自督建下，一座宏大的学堂在沉寂了百年之后，终于在荆棘丛生的破落院基上，重新耸立起来。在知军任上，朱熹多次为书院增拨学田，还亲任洞主，课业授徒。在清幽的书院中，堂堂一方父母官，成了平易近人的好老师。面对学生们的质疑问难，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可以说修建并光大这一古老书院，是朱子在任南康军最为舒心得意的举措。朱熹当年在白鹿洞任教的时候，留下了不少墨宝。其中的“涵养天机”手迹，尤为珍贵。后人把它刻制成匾，悬挂于书院大厅上方。相传是朱熹喝酒喝到七八成醉的时候，用抹布醮水酒所写的。寓意天机宜涵养而不可泄露，但这则用抹布醉写的传说，倒泄露了朱子因书院复兴而愉悦酣畅的天机。然而，朱熹真正的天机，则体现在他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这部学规，完整地体现了朱子的教育思想，今天人们熟悉的一些教学原则，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在这部学规中提出的。这部学规，奠定了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多年书院办学的基本规范，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典章制度之一。它不仅给中国教育事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也在朱熹的扶持下，达到了鼎盛时期，人称“海内书院第一”。

    ㈥首开会讲之先河，刮起惩贪“朱旋风”

    这个阶段从朱熹52岁到59岁（1181—1189）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正月，因任期已到，朱熹上了一道南康任满奏事状。二月的初春时节，一位特殊的客人被朱熹请到了白鹿洞书院，他就是陆九渊（公元1139—1192年）。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理学赣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兄弟陆九龄并称“二陆”，他们在学术思想上与朱熹有着尖锐的矛盾。那是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在浙东学者吕祖谦的撮合下，朱熹与二陆分别率领自己的门人后学，对垒于江西铅山鹅湖书院，展开了一场学术大辩论。闽派朱熹认为，做学问要“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其哲学基本观点是“理在气先，理气合一”。赣南派的二陆则主张，做学问“先须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哲学基本观点则是“心欲成，物亦成”。辩论通宵达旦，持续了十天十夜，前三天双方不分昼夜唇枪舌剑，胜负难分。后来双方的主辩者感到再这样下去，有生命之忧，从第四天后双方改为作诗攻讦，最后聚会不欢而散。这场代表当时中国哲学最高水平的大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时过八年之后，身兼白鹿洞主的朱熹，将自己这位强有力的论敌请到了白鹿洞中，让他登堂入室，向自己的学生讲学。陆九渊是一个演讲大师，他以《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发论，旁证博引，学生们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朱熹也非常激动，他亲自抄写了陆九渊的讲义，并将其刻成碑文，立于书院之中，后人就把他们两个人在白鹿洞之会的这件事记录下来，刻成一块叫着《二贤洞教碑》。朱熹能够摒弃门户之见，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来讲学，这说明了他有文人相重相亲的大家风度。他所倡导的“百家争鸣”的这种学风，为后世的书院所继承。一代儒宗就这样以自己开阔的胸襟，在远离尘嚣的白鹿洞中，营构和护卫着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体现了他有容乃大的非凡气度。三年后，朱熹离任，他的学生们要为他立生祠，以昭示他倾心办学的功德，被朱熹婉言拒绝了。

八月，转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此时王淮为相，问侍读杨万里：“宰相先务何事？”万里答：“人才。”王淮顺便问万里：“有好的人吗？”万里即将朱熹等68人写成疏状，供皇上选择。王淮遂推荐朱熹单车就道即日赴任。到十月，始受职名。十一月，朱熹上延和殿奏事。这是朱熹去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得见皇上。向皇帝条陈七事：奏事其一二两款皆手书，以防泄露。听了朱熹的陈述，皇上为之动容，并嘉奖朱熹。叫朱熹把以前南康所上封事重新抄写装订成册，用袋重封，并经过阁门投进。十二月，开始到西兴等地视察。以他独创的“社仓之法”颁发属下各路施行。

这一年，朱熹52岁。七月，弹劾前台知州唐仲友不法，派人捣毁永嘉的秦桧祠。十一月，临危受命于救灾抗灾之职，走马上任提举浙东茶盐公事。一上任，他就弹劾绍兴兵马都监贾佑之草菅人命，有意漏报25万灾民的罪行。次年二月，他又弹劾贪污灾粮的绍兴指挥使密克勤。接着又令财主朱熙积按数赈粜，否则将严惩不贷。短短几个月，他在浙东刮起了一阵镇豪惩贪的“朱旋风”。他有时一天之内就收到了700多封的投诉状，哭诉地方县官催督税赋、横暴贪婪的罪行。可当他到了台州巡行时，却遭到了知州唐仲友的激烈反抗。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戚，在王淮的庇护下，不修荒政，却贪酷淫恶无所不用其极。朱熹入台州之前已奏了他一本，入台州后又写了第二状、第三状。但三次都被王淮扣下，藏匿不报。相反，王淮却怂恿同党掀起一场举荐唐仲友的闹剧。是可忍，孰不可忍！八月八日，朱熹奋笔疾书弹劾唐仲友的第四状，文中开头直指朝中大臣包庇唐仲友的罪行，接着以大量的事实，进一步揭露唐的不法行为（有人说朱熹不近人情，连恩师督敢告，按朱熹的话说：为民请命，直道而行）。朱熹的弹劾状，在朝廷里犹如掀起一场九级大地震。唐仲友顿然举止失措，王淮更是气急败坏，但却无奈，只好放出风说另行派出浙西提刑来过问此案。对此，朱熹不畏强权，一笑了之。过几天，他又上了奏劾唐仲友的第五状，王淮实在抵挡不住这位老学究犀利的惩贪攻势，在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的举荐下，只得通过皇帝封朱熹为江西提刑（如同省高院院长）的新职，以代替唐仲友的江西提点刑狱之职，把他远远地调离自己控制下的贪污王国。倔犟的朱熹不仅当即上了一道辞免进职状，说“除官乃填唐仲友之阙，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愿得归耕”。而且赶在正式朝命下来前，又上了第六道弹劾唐仲友的奏状。王淮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指使唐仲友拉拢妓女污陷说，因为朱熹和当地嫖客为了一个妓女，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被唐仲友逮个正着，所以心怀忌恨而污告他。这段传闻被《简明宋史》当作“正史”记录了下来。在佞臣的庇护下，唐仲友最终虽被免职，但却逃脱了罪有应得的极刑。朝廷后又诏与江东提刑、梁总之职，朱熹再辞。十一月，力辞新任职名，朱熹愤而回到了武夷山。

朱熹54岁。自称武夷“山中客”的朱熹，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建成了一座简朴而颇具规模的学府“紫阳书院”。书院的建成，堪称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件盛事。在朱熹生活的年代，武夷山寺庙宫观林立。而寺观山野之间，又栖居着一个个儒学士子。钟灵毓秀的山川之间，儒释道三教杂然并存、相安共处。武夷山冲佑观（现朱熹纪念馆）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道观。朱熹、辛弃疾、陆游、张栻、吕祖谦等数十位名家大儒，都曾担任过这里的主管。一代大儒讲学山中，八方学者纷至沓来，二百多位学者汇聚到武夷山间，紫阳书院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极一时人物之盛。武夷山由此而成为当时中国东南的理学第一重镇，人称“道南理窟”。可以说，在紫阳书院中度过的几年，是朱熹一生过得最惬意的时光了。“逝者如斯”的笔触，既显示朱子徜徉山水时悠闲的心态，又透露出一代宗师执着于事业的使命意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智双全的朱老夫子，在武夷山则兼得山水之乐，他由此诗兴勃发，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九曲棹歌》。有人说，此时的朱熹被狐狸精（丽娘）所迷，实际上，在朱熹的第子中也有女弟子，在生活上对朱熹多一些照顾而已。当然，那个时代，朱熹与友人游历名山大川，招歌妓侍从是正常的，本不足为怪，只不过事态被人跨大或诋毁了。

朱熹五十四岁。四月，武夷精舍落成，朱熹徙居此所。四方士友纷纷投于他的门下。

朱熹五十八岁。三月，差主南京鸿庆宫，心中深有怀才不遇之感。三月四日，周揆人派人问朱熹：皇上问朱熹到行在好几天，为什么不来晋见？遂下诣通进榜旨，叫朱熹初七日后殿班引及对，得到了皇帝的慰劳褒奖。皇上说：“知卿刚正，只留卿在这里待与清要差遣。”朱熹再三相辞，连上五札。七月，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时周必大为相，也十分看重朱熹极力从中推荐，朱熹以身体有病请辞不允。

朱熹59岁到京都奏事。五月，王淮被罢去宰相之职。皇上以王淮庇佑唐仲友，“为道学之禁，毒痛善类，论者讥之罢相”，都是因为反对朱熹之故。皇帝看到朱熹后说：“今当处清要（兵部郎官），不复以州县为也。”时曾卖见已死，王忭已逐，惟独内侍甘升还在朝中，因为他其有才，朝中还要留任。朱熹则严辞力主罢黜甘升，他对皇帝说：“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

六月的一天，兵部侍郎林栗和朱熹谈论《西铭》，因观点不合，不欢而散。有一天，当时朱熹以足疾严重，请假在告申部乞候疾愈。林栗大怒，遣吏卒抱印来追，叫朱熹快点上任。第二天，林栗遂奏朱熹一本说：朱熹“不学无术，缘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统摄，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此奏一出，满朝皆感惊异，从来没有本部侍郎弹劾郎官之举，皇上也说“林栗的言语似乎过分了点”。然而满朝大臣畏惧林栗强横，也不敢深论。丞相周必大奏曰：“朱熹上殿之日，足疾未愈，是勉强上殿登对的。”皇帝也说：“朕亦见其跛曳。”后来皇帝对宰相说：“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大臣对曰：“栗在漏舍（偏殿）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为此，皇帝大为恼火。胡晋臣侍御史进而弹劾：“栗狠愎自用，善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伪，最人之所恶闻。”在多人的弹劾下，林栗被贬知泉州，朱熹官复原职。十一月。朱熹写了措辞犀利的封事，那就是洋洋万言的著名的《戊申封事》。时值入夜，漏下七刻，皇帝早已就寝。听闻疏入亟起，秉烛读之。第二天凌晨早朝，皇上感其忠耿，曰：朱熹“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佞以近忠直，却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这十件事都是新政所需要的。”并吩咐执政（宰相），今后“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遂不果上”。当即朱熹被授予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

    ㈦入侍经筵帝师，逐出国门“大老”

    这个阶段从朱熹60岁到65岁（1189—1193）

    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岁。宋光宗皇帝即位，走马灯式的安排朱熹职务。二月，拜朱熹祠命。五月，诏下仍旧直宝文阁。闰五月，转朱熹官职为朝散郎，赐绯鱼。八月，除江东转运副使，诏下疾速赴任。朱熹以祖宗田产基业在部属之内为由相辞，诏下免回避。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辞不允。朱熹认为，光宗初登位，如再被辞命不妥，遂不敢辞，始拜命。

光宗绍熙元年（1190），61岁的朱熹三度出山，前往漳州任职，从而结束了他在武夷山长达6年的讲学著述的生涯。四月，朱熹到漳州赴任知州，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烧的第一把火是“经界”之火。所谓“经界”，就是丈量田亩，重新确定归属界定面积，是古代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法之一。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定也！”他先发制人，先把不施行“经界”的上层人士干脆扣上了“暴君污吏”的帽子。朱熹的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富豪巨贾的利益，有人乘机告上皇帝。光宗皇帝慑于朱熹在民间的威望，也不愿被朱熹在自己的皇冠上扣上“暴君”的帽子，枢密使王蔺等也怕被扣上“贪官”的帽子，只得勉强下令：“漳州先措置施行经界。”但狡猾的昏君和佞臣们却暗地里抑制这项抑富扶民的措施，各自从皇权、族权的利益出发，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来阻挠经界。朝廷命令直至年末才下达，所以朝廷的命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十月，朱熹以地震灾害和足疾未愈为由，不能赴锡宴（皇帝赐给的宴席）而自劾，仍请祠不允。

第二年正月，因长子朱塾，在婺州去世，朱熹无可奈何地卸任还乡了。五月回到建阳，住在建阳同由桥旁。九月，除荆州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想请辞，可圣旨下，不许辞免，叫他疾速赴任。十二月，朱熹以漳州经界不行自我弹劾。在漳州他虽然在更化民俗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政绩，但在经济改革方面，却被昏君佞臣们狠狠地将了一军，留下了愤懑和悲怆，也留下庆元党禁时的一桩“罪名”：“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

朱熹63岁。二月，以补祠职为请，皇帝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当年朱熹利用这段难得的时机，开始建筑“考亭书院”。

朱熹64岁。十二月，朝廷派使者到金国，金人问使者，南朝朱先生现在怎么样？使者答：“以见擢用，归白庙堂。”所以，才有朱熹64岁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之举。朱熹以“辞远就近，不为无嫌”之故，遂力辞不允。

绍熙五年，朱熹65岁。正月，湖南（山寇）作乱，万民惊骇，朱熹更不敢推辞，遂拜命前往。五月到长沙，一路行来，少老奔走相告，欢迎人群蜂踊而至。长沙士子夙知朱熹才学出众，四方学者闻风云集麾下，朱熹利用官余时间，为之讲学不倦。

朱熹此次任长沙太守，面对洞獠的侵扰，朱熹推荐田升为将，田升带领十几辈人马前往，先向洞獠说明厉害关系，命其自动投降。山寇及其家小，尽数被俘。朱熹对这些人实行宽恕政策，并送给衣服，引赦不诛。而对以张虎为首的凶横乡里、草菅人命的18个乡间恶绅，一次性处以极刑。在审判时，有一白发老吏附耳朱熹几句，说前一段新皇帝赵扩（宁宗）即位，诏令大赦天下，是否赦免了罪犯？朱熹不顾新君大赦，藏起公文，仍将残民恶贼全部处死。退堂后，朱熹对老吏说：“你所讲的我都听到了。你的意思是新君登位，大赦天下，不宜乱开杀戒。但本朝刑律有规定：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此类恶贼如不严惩，奈庶民苍生何！”几年后，朱熹被卷入“庆元党禁”，沈继祖之流诬告朱熹：“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后人不明这段底细，也附会说朱熹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乱杀农民起义领袖18名，这的确是对嫉恶如仇、为民除害者朱熹的最大误解。

朱熹两次入湘，都与岳麓书院发生了特殊联系。当时的湖南，理学十分繁盛，阵容强大，人才济济。而湘江边上的岳麓书院，则是理学湖湘学派的中枢之地。湖湘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张木式.。  张木式（公元1133—1180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现岳麓书院正堂还摆有两张椅子，据考证为朱熹与张木式当年所坐）。当年，朱张这两位不同学派的大师，端坐其上，各抒己见，让学生在不同论点的比较与争鸣中，把握真理。一个是湖湘学派的领袖，一个是东南理学泰斗，联袂讲学，共道文理，致使岳麓书院中“生徒云集，坐不能容，”“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所开创的这种教学方式，首开古代书院“会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深远意义。

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著名观点有：天下事物都是有对的，一便对二，形而上对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底，等等。对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发展和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辨证过程，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曾受岳麓书院传统滋润的湘潭学子毛泽东，将朱熹的事物辨证观点归纳为“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加以推崇，用于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此外，毛泽东还在他晚年，将其一生好读的朱熹编译的《楚词集注》，赠送给了第一位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朱子的这部著作，在当代中国被烙上了一层超乎学术意义的印迹，成为国宝。

七月，宁宗皇帝正式即位，召朱熹赴行在奏事。黄裳为嘉王府立羽善（太子老师），自认为才学不如朱熹，请求皇上将朱熹召进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也推荐朱熹。宰相留正顾虑重重地对人说：“我哪不知道朱熹的才学高远啊！正因为他性情刚烈，恐怕到这里难合上意，反而会害了朱熹。因为新君刚即位，多次在潜邸听人说起朱熹的名字，都因得不到朱熹为本宫讲官而遗憾。”如何处理此事，宰相心里实在没底。后来，在赵汝愚、陈傅良等的推荐下，旨召朱熹入朝奏事。朱熹人是去了，但还是向皇上辞免自己的职务。

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请辞不允。皇上对黄裳说：“嘉王进学皆卿之功。”黄裳谢曰：“若欲进德修业，追迹古先哲，王须寻天下第一等人。”皇上问是谁，黄裳说是朱熹。彭龟年为嘉王府直讲，因讲到“鲁庄公不能制其母”的时候说：“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嘉王问：“这是谁说的？”对曰：“这是朱熹说的。”后来每次讲课时，嘉王都问，朱熹又是怎么说的。由于朱熹在朝廷名声大作，于是，赵汝愚首荐朱熹召入经筵。9月30日，从长沙到了行在，住在郭外。十月初一，乞请带旧职（长沙守）入殿，次日入行宫便殿奏事。有一天，皇帝旨召朱熹入对并赐食，皇帝对朱熹说：今后“外事人才，全部由卿代为拟旨。”说罢，从后榻取出文书一卷，说：“此卿议也。可细陈其说。”朱熹此时又将“图说”呈上，详细讲解了利害得失。皇上连连称好，正想当即御批施行。可朱熹又不答应了，因为他认为内批与理不合，存在诸多弊端。所以，他乞求札子从阁门递进，而后再召集臣僚当殿议处。皇上也赞同朱熹的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朱熹的主张并未得到推行。

这一年朱熹从应诏赴京，担任南京第四位皇帝宁宗赵扩的廷前侍讲即皇帝的老师起，暮年的朱熹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将他一生所主张的治国与济世的方略，直传给当朝皇帝，使其成为一代明君。但是，他错了。年轻的皇帝，耳垂边已经听惯了升平晏乐和奉承之词，对朱熹有关“正心诚意”的苦心说教，一听百厌。仅40余日，朱熹的“国师”之职便被罢免。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韩托胄与赵汝愚因协助宁宗发动宫廷政变，把老皇帝赶下台，所以深得宁宗的器重，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而朱熹又看不惯皇帝的所作所为，为韩托胄讨厌，请旨罢掉朱熹，派朱熹到江凌府赴任。宰相赵汝愚以辞相罢政相谏，也未得允许。陈光良与刘光祖等为朱熹讲话也连坐受贬，此后朱熹每日与友人在临安游历、唱酬，笑对官场沉浮，不久朱熹带着失望的心理回到了家乡。工部侍郎黄艾因朱熹侍讲被逐之故问皇帝是否缘故，皇上根本不想再听。后来赵汝愚被谪贬永州，可怜彭龟年也被内批罢去侍郎之职。

绍熙五年十一月，朱熹回到了考亭，再次向朝廷辞去江陵府之职。十二月，诏下依旧除朱熹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当月，朱熹在闽北建阳县亲手创建的竹林精舍落成。此时，朱熹已是四世同堂了，但他为建一座晚年栖居的简单住所，却耗尽了最后一点积蓄。靠着借贷，他又在考亭建起了一座不大的学堂“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坎坷的仕途已经磨尽了朱熹的楞角，他也厌倦了互相倾轧的官场。为此朱熹赋诗叹道：“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此后，他自号“沧洲病叟”。是的，白发见逐，奸臣当道，朱熹对时局朝政已经完全失望，惟有著书讲学，是他一生执着的名山事业。即使年已迟暮、心境凄凉，他仍然亲自操持着沧洲精舍的建设和教学。遗憾的是，身居考亭的老年朱熹，当时要面对的可是他一生中最为险恶的处境。

    ㈧身陷党禁旋涡，死后屡获哀荣

    这个阶段从朱熹66岁到71岁去世（1195—1200）

宁宗庆元元年，朱熹六十六岁。三月，又再辞焕章阁待制职不允。因朱熹以前的庙议之奏，未获采纳，还连带其他人被贬，借机自劾自己失职之罪。当月，朱熹转朝奉大夫（四品）。

五月，朱熹已住在建阳。认为累蒙朝廷知遇之恩，虽在家赋闲，仍享受从臣职名。今朝廷需要，不容自己再沉默。遂写下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以昭明丞相赵汝愚等人的不白之冤。他写完封事之后，其弟子诸生纷纷劝他不要上陈，否则必遭灾祸。朱熹不听，门人蔡元定知道后，以“蓍决之，遇遁之同人”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之爻辞相劝，朱熹这才同意将奏稿焚毁。从此，朱熹更名号为“遁翁”，遂以身体疾病为由请求退休。

当年，当上宰相的韩托胄和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理学被斥之为伪学，朱熹更被斥之为“伪学魁首”，被列罪行达十项之多（国人的传统喜欢列十大罪状）。身陷逆境，朱熹不以已悲，仍讲学不休。然而，他没料到，党禁之网竟然首先对准了自己的高徒蔡元定（吏部侍郎、二品）。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朱熹六十七岁。有一个叫胡弦的人，在未发达之时，常到朱熹处拜谒，朱熹待他如学子。但只因一次没有好酒菜予以款待，实在是“不能寻也”，胡弦就不高兴了。他对人说：朱熹这个人太小气了，竟然以粗茶淡饭招待我。“此非人情要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到胡弦官拜监察御史后，就尖锐地攻击朱熹，说：“任贵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恰逢朱熹改除太常少卿，他更是极力破坏。还有一个叫沈继祖的，当小官时，常以采用朱熹的论孟之语，到处兜售，俨然是一个虔诚的朱学弟子形象。此时，胡弦对沈继祖说，我因为追论程颐之学为伪学，得了个御史；你如果攻击朱熹，至少也“立至富贵。”说完，将原先准备好的诬论朱熹的“十大罪状”交给他，叫他次日早朝奏请皇上治罪。结果，诏下朱熹被罢去职祠，蔡元定被贬道州。此时，面对这帮无耻之徒的拙劣表演，朝中大臣谢深甫已忍无可忍，见状气急不过，将其书掷于地，大声地对同殿大臣说：“朱元晦、蔡元定不过自相讲明耳，果何罪乎？”这场由韩胄亲自导演的弹劾朱熹闹剧，才算停止下来。

宁宗庆元三年，朱熹68岁。春天，朱熹与从游者百余人，正在建阳萧寺游玩。蔡元定闻知贬官，也不回家，立即就道赶来朱熹处。就在这种风声鹤戾的环境下，朱熹与蔡元定相会于寒泉精舍，共同订正诸书之同异。不久，蔡元定于建阳被捕，押经考亭。朱熹带领着一百多名学生，恭立于赢州古渡，迎候自己的爱徒。朱熹在萧寺为蔡元定举行饯别宴会，满堂坐客不住兴叹，有的正在掉泪。朱熹微看蔡元定，仍像平常人一样，不觉悲从中来。说：“友朋相与之情，季通（元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席间，朱熹饮酒大醉，蔡元定则把酒含笑从容赋诗：“执手相送别，无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心天所知。”当夜，师徒二人不谈别离之事，围坐书案通宵达旦校对《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鱼白。第二天，蔡元定从容上路，被流放于三千里之外的湖南道州。第二年，死于贬所。他以自己的一生，在史册上刻画了一个最完美的朱子门生形象。此后，朱熹虽已门徒四散，但他坚信“吾道不孤”。是的，朱熹的学术声望已难以禁锢，一个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考亭学派正悄然形成。此时，因朝中大臣王说上疏举荐五十九人，朱熹位居上首第一人，朝廷命朱熹出知绵州。

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朱熹69岁。十二月，以近七十的年龄，乞致仕（退休）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仍兼秘阁修撰。朱熹此时家徒四壁，再加诸生自远云集，只能以粗茶淡饭予以招待。不是他在讲道义，是因为他不向诸生索取分文之故。当时，全国攻击伪学运动形势日急，绳趋尺步。稍以儒自居者，就无所容身。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熹仍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有的人劝朱熹遣谢生徒，朱熹笑而不答。他以大儒的胸怀，面对“庆元党禁”的狂风骤雨，仍泰然处之。

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朱熹七十岁。日常接待客人，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这一年开始，朱熹也以野服接待宾客。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71岁。三月初，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强撑病体，日夜与诸生讲说《太极图》、又细讲《西铭》，续讲《大学·诚意》章，直至口不能言。在逝世的前二天，他对一生修改了无数遍的《楚词集注》作了最后润色，直到颤抖的双手无力握笔。三月八日晚，朱熹住在精舍，诸生惟有蔡贺孙、蔡沈等九人，前来入问，侍侯着左右。朱熹强撑病体坐起来，对他们说：“误诸子远来，然道理亦止是如此。”当诸生退出后，分别作书三封：一封给三子朱在，令他早归收拾遗文；一封是给女婿黄干，令其更加力修正遗书；一封是给范念德，托写礼书。

    三月初九甲子日，朱熹令其弟子，将自己移寝中堂。黎明时分，诸生复进请安：“先生之疾革矣？万一不讳，当用书仪乎？”朱熹说：“怵略。”再问：“当用仪礼乎？”朱熹只无力地点点头。过了很久，朱熹止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寿终正寝。此时正是正午时刻，享年71岁。数以千计的门生友人，冒着党禁的千里逆风，奔走而来，为他们所敬重的夫子举行隆重的葬礼，朱子与夫人就同眠在闽北黄坑大林谷的这掊黄土之中。著名的大诗人陆游和著名的词人辛弃疾不远千里前来吊唁。大词人辛弃疾的哭祭之词，道出历史对这位伟人的盖棺定论：“有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面对党禁的千里逆风，会葬时还是有几千人之多，禁锢之严有所不避，充分反映了朱熹作为一代宗师的人格力量。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正月，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时年朱熹之子朱在为工部侍郎。绍定三年改封朱熹为徽国公。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五月，钦定《四书五经》为科举必读之书，诏从朱氏传注。从此朱熹的学说（闽学）正式成为官学，影响我国封建社会达700多年时间。

    综上所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朱熹不愧为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作家。正如中国当代国学大师蔡尚思先生所说的那样：“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以其七十一年的生命，为封建衰世唱着挽歌，为后世百代垂范着人格，为中华文化开拓了新境，他和孔子一样，是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做出了特殊贡献的思想巨人。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漈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今天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造型庄重、严谨的武夷山朱熹纪念馆，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语言精练、寓意深长，文彩斐然。

　　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庄重、苍劲，有书法大家的风范。

　　殿前大门两侧的草书楹联表达了朱熹继承和发展的深邃意义。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联文说明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述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处世的规范。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这块原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的匾额，其大致意思是：“学”为格物，“达”为致知，“性”为道，“天”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体现。即通过道德修养，追求“至诚”的境界，以感应天地，达到“天人合一”。

理学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朱熹听闻唐仲友与严蕊关系暧昧,于是从严蕊下手,企图从她那打开突破口,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在朱熹的道学词典里,妓女必定都是无情无义,也必定都是软弱低贱。所以,一个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自以为胜券在握,开始对一个弱女子展开严酷的审讯。

    翻开《全宋词》,有南宋严蕊的三首词,其中两首与牢狱之灾相关,而把她送进大牢的则是理学家朱熹。

    严蕊是台州的一名营妓,“色艺冠一时”,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美名远播。所谓营妓,即是官妓。在宋朝,法律规定,官妓可坐台伺陪官员,但不能同床伺寝,是只卖酒不卖身的夜总会小姐。但这禁令往往有名无实，官员狎妓之风大盛。

    因为与官场沾了点边,严蕊不幸卷入了一场政治派系斗争,成为南宋一大桃色新闻的女主角。台州知府唐仲友与严蕊相熟,经常在酒宴中找严蕊作陪,在一次酒宴中她写下了那首成名作《如梦令》。唐仲友与朱熹不合,二人存在学术分歧,并由此而升级为官场上的派系之争。所以当朱熹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就着手搜罗唐仲友的罪证,上书弹劾,而其中一条就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个人作风问题”。

    朱熹听闻唐仲友与严蕊关系暧昧,于是从严蕊下手,企图从她那打开突破口,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在朱熹的道学词典里,妓女必定都是无情无义,也必定都是软弱低贱。所以,一个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自以为胜券在握,开始对一个弱女子展开严酷的审讯。严蕊被关押了两个多月,遭受频繁的严刑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堂堂大学者以如此残酷手段来对付一弱势妓女,不仅有伤风雅,非君子所为,而且明显带有心理变态的可疑迹象。作为一名提倡灭欲的理学家、道学家,朱熹大抵是对代表着身体欲望的妓女恨之入骨吧,因此他那心底的某些阴暗也就不难揣度了。

    可谁想纤弱的严蕊却表现得如烈士般坚定,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承认陪酒的事,不承认上床的事。“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她的这番痛苦忍受竟是为了不连累“士大夫”,这真是让身为士大夫的朱熹颜面扫地。

    妓女,官员,学者,通奸,刑讯逼供,这件充满噱头的桃色新闻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孝宗平衡了一下全局,轻描淡写地下了个结论:“此秀才斗闲气耳”。秀才斗闲气,妓女遭殃,实在不公。然而为政治做牺牲品的, 向来多是无辜之人,有口难辩。后朱熹调任,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来。临出狱时,她写下了这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应算是她最好的作品。

    在这场力量并不均衡的博弈中,大学者朱熹输得很彻底,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打倒唐仲友,而且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颜面,输掉了人心。经受酷刑而不屈的严蕊则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还由此证明了一个妓女的气节。在这场博弈中,高高在上的道学家表现得如低贱小人,而低微的妓女则表现得气节高尚。自此,假道学、伪君子的声名,朱熹算是落下了。

    大理学家朱熹狎妓吗?朱熹的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他按此要求自己,那本应是不狎妓的。但是,南宋是堂而皇之有官妓的,朱熹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在各等宴会中叫官妓作陪也属平常事。难道独独他高风亮节,抵制官妓?史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想来,他也是狎妓的。甚至,他还被揭发纳了两个尼姑为妾(这是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条罪状之一)。

    官司平息后,朱熹感觉自己吃了亏,辱没了名声,就写了篇奏折,以示清白。在奏折中,他揭密已流传于坊间的《卜算子》并非严蕊所作,乃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写,由严蕊在宴会上弹唱以助酒兴。不管是真是假,朱熹的解释再次让人生厌,因为他已完全丧失了说话的立场。堂堂大学者的形象与气量,又一次遭到自毁。相较之下,“莫问奴归处”的严蕊则显得超脱许多,淡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