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反面评价

    　朱熹听闻唐仲友与严蕊关系暧昧,于是从严蕊下手,企图从她那打开突破口,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在朱熹的道学词典里,妓女必定都是无情无义,也必定都是软弱低贱。所以,一个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自以为胜券在握,开始对一个弱女子展开严酷的审讯。

    翻开《全宋词》,有南宋严蕊的三首词,其中两首与牢狱之灾相关,而把她送进大牢的则是理学家朱熹。

    严蕊是台州的一名营妓,“色艺冠一时”,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美名远播。所谓营妓,即是官妓。在宋朝,法律规定,官妓可坐台伺陪官员,但不能同床伺寝,是只卖酒不卖身的夜总会小姐。但这禁令往往有名无实，官员狎妓之风大盛。

    因为与官场沾了点边,严蕊不幸卷入了一场政治派系斗争,成为南宋一大桃色新闻的女主角。台州知府唐仲友与严蕊相熟,经常在酒宴中找严蕊作陪,在一次酒宴中她写下了那首成名作《如梦令》。唐仲友与朱熹不合,二人存在学术分歧,并由此而升级为官场上的派系之争。所以当朱熹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就着手搜罗唐仲友的罪证,上书弹劾,而其中一条就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个人作风问题”。

    朱熹听闻唐仲友与严蕊关系暧昧,于是从严蕊下手,企图从她那打开突破口,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在朱熹的道学词典里,妓女必定都是无情无义,也必定都是软弱低贱。所以,一个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自以为胜券在握,开始对一个弱女子展开严酷的审讯。严蕊被关押了两个多月,遭受频繁的严刑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堂堂大学者以如此残酷手段来对付一弱势妓女,不仅有伤风雅,非君子所为,而且明显带有心理变态的可疑迹象。作为一名提倡灭欲的理学家、道学家,朱熹大抵是对代表着身体欲望的妓女恨之入骨吧,因此他那心底的某些阴暗也就不难揣度了。

    可谁想纤弱的严蕊却表现得如烈士般坚定,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承认陪酒的事,不承认上床的事。“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她的这番痛苦忍受竟是为了不连累“士大夫”,这真是让身为士大夫的朱熹颜面扫地。

    妓女,官员,学者,通奸,刑讯逼供,这件充满噱头的桃色新闻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孝宗平衡了一下全局,轻描淡写地下了个结论:“此秀才斗闲气耳”。秀才斗闲气,妓女遭殃,实在不公。然而为政治做牺牲品的, 向来多是无辜之人,有口难辩。后朱熹调任,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来。临出狱时,她写下了这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应算是她最好的作品。

    在这场力量并不均衡的博弈中,大学者朱熹输得很彻底,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打倒唐仲友,而且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颜面,输掉了人心。经受酷刑而不屈的严蕊则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还由此证明了一个妓女的气节。在这场博弈中,高高在上的道学家表现得如低贱小人,而低微的妓女则表现得气节高尚。自此,假道学、伪君子的声名,朱熹算是落下了。

    大理学家朱熹狎妓吗?朱熹的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他按此要求自己,那本应是不狎妓的。但是,南宋是堂而皇之有官妓的,朱熹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在各等宴会中叫官妓作陪也属平常事。难道独独他高风亮节,抵制官妓?史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想来,他也是狎妓的。甚至,他还被揭发纳了两个尼姑为妾(这是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条罪状之一)。

    官司平息后,朱熹感觉自己吃了亏,辱没了名声,就写了篇奏折,以示清白。在奏折中,他揭密已流传于坊间的《卜算子》并非严蕊所作,乃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写,由严蕊在宴会上弹唱以助酒兴。不管是真是假,朱熹的解释再次让人生厌,因为他已完全丧失了说话的立场。堂堂大学者的形象与气量,又一次遭到自毁。相较之下,“莫问奴归处”的严蕊则显得超脱许多,淡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