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事（其二）‌

这一组诗包括五首绝句，总名“书事”，即书写时事之意，约作于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攻陷临安，南宋投降后不久。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朝沉痛的兴亡感慨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这里选的是其一、其五两首。第一首回顾两宋兴亡，含蓄指出其亡国根源早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埋下，王安石变法之后更加剧了矛盾。“魏瓠”典出《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后人遂以“魏王瓠”比喻大而无用。诗人用此典故，含意颇深。其一，魏王即战国时魏惠王，曾徙都大梁（今开封），故称梁惠王。而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亦定都大梁，故以魏比宋。其二，瓠瓜虽大，但因虚脆不坚，不足以盛水；剖之为瓢，又因平浅不足以容物，故而大而无用。北宋立国之后，南灭后蜀、南汉、吴越、南唐，北吞北汉，虽比五代十国版图都大，但因消极接受唐末藩镇割据教训，采取“守内虚外”和“更戍法”等政策，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皇帝猜忌边将，或委派宦官监军，或自画阵图遥控，结果使军队战斗力大大削弱，以致对辽、金、西夏作战中总是丧师失地，割地赔款，积贫积弱，妥协投降，最终导致靖康之难。这正如“魏王瓠”的大而无用。自周世宗疏浚汴水、五丈河，开掘汴口，使运河为中心连接黄河、泗水、淮河之后，水路交通已基本统一。北宋继承后周，又先后疏浚二股、五股河，使运河更有效地成为贯穿黄、淮、长江，联络南北的大动脉，故曰“一线穿”，以此来突出北宋开国时的貌似强大。“横流”，本意指河水不按原道流走而致泛滥，引申为局势动荡和大乱。开封在北宋灭亡之后，金国先后在此扶植了张邦昌、刘豫两个短命傀儡。而宋高宗称帝后，放弃中原，苟安江左，一味妥协投降，直至亡国。这接连不断的兵燹战祸，兴亡变迁，恰如黄河泛滥、九州横流一般，始终伴随着两宋岌岌可危的政权，直到投降亡国为止。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回顾这三百多年兴亡历史，却只用“当年”“直到”两词加以贯通，语极精练概括；而“魏瓠”与“横流”所构成的因果渊源，又可窥见诗人卓异不凡的历史眼光，与他在《白沟》诗中评北宋灭亡原因：“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的见解是一致的。“草满金陵谁种下，天津桥畔听啼鹃。”金陵（南京）曾是南朝故都，宋高宗南逃称帝曾驻跸于此，建有行宫，故此处代指南宋。“草满金陵”，语含黍离麦秀之悲，铜驼荆棘之叹，喻指南宋亡国后的荒凉。但这个亡国根源是谁种下的呢？诗人认为咎在王安石变法。“天津桥”，在洛阳西南。《邵氏见闻录》载：邵雍在嘉祐末年行到此桥，忽闻杜鹃之声，惊叹道：“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指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又说：“天下将治，地势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地气之先者也。”刘因这种错误观点，大抵继承了南宋人的说法，他们一直把北宋亡国责任归咎于王安石，直到元朝脱脱主持修《宋史》，在《王安石传》后面还引用朱熹的一大段评王的话作为史论：“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认为：“此天下之公言也。”足见这种看法在元初仍占主导地位。刘因是理学家，沿袭朱熹观点不足为怪。虽然不免偏颇，但王安石在用人上（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蔡京等）造成后来新法派变质，党祸剧烈，确也与北宋政权的瓦解有一定关系。后一首讽南宋君臣沉醉于笙歌晏安，直到亡国到来。“唱彻”犹言唱完了。“芙蓉”指西湖的荷花，又双关江南的采莲歌。“唱彻芙蓉花正开”，是形容杭州沉醉在歌舞升平的享乐之中。汪元量《越州歌》：“内湖三月赏新荷，锦缆龙舟缓缓拖。醉里君王宣乐部，隔花教唱采莲歌。”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均可移作此句的注脚。“新声”，新的歌曲，暗示已改朝换代。“采茶”，即采茶歌，亦紧扣杭州盛产茶叶而言，寓意隐微。汪元量《湖州歌》写元军入杭游湖时：“北客醉中齐拍手，隔船又唱采茶歌。”殆为此句所本。云“采茶哀”，含“亡国之音哀以思”之意。从“唱彻”到“新声”，概括了南宋由苟安到灭亡的过程，从另一侧面揭示出其亡国根源在逸豫。“踏歌”指连手而歌，以足踏地为节奏。据《宣和书谱》载：“南方风俗，中秋节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又周密《南渡典仪》：“圣节上寿第三盏，歌板唱踏歌，供进肉鲊。”可见无论民俗还是皇帝生日均兴唱踏歌。“秋风叶落”之声，本来就“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秋声赋》）一样，再伴和着“踏歌声”，就足以构成一种萧瑟肃杀的，“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的音响气氛，使人预感到蒙古千军万马的铁蹄，似乎已席卷江南大地而来。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此处“江南席卷”即“席卷江南”之意，正符合元朝几路大军挥戈江南，所向披靡的声势，同时也生动描绘出亡国之民风声鹤唳的惊悸心态。

诗均写宋亡时事，事真情真，堪称诗史。每首各有侧重，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诗人的兴亡之感及历史反思。诗多使事用典，新奇含蓄，而又高度概括，发人深省，耐人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