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也就是杜甫去世的那一年。李龟年是盛唐时期声名赫赫的音乐家，但其生卒、籍贯、出身等均已不详。我们只知道他生活在唐玄宗开元至代宗大历年间，擅长歌唱，还会作曲，对地方音乐也相当熟悉。有一次，他在岐王府听见有人弹琴，就说：“这是秦地的音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是楚地的音乐。”岐王听了很惊讶，到帘幕后面一问，果然如此。凭借其过人的音乐技艺，李龟年受到喜爱音乐的唐玄宗的赏识，“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膺侈之制逾于公侯”。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湘，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

大历五年暮春时节，在阔别四十多年以后，流落江南的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与同样流落异乡的李龟年偶然相逢。这时，唐王朝由于遭受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整个社会已经从“开元盛世”那样的繁荣昌盛迅速跌落下来。面对苦难的现实、凄凉的晚境和曾经辉煌一时的旧交，杜甫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极具情韵的七言绝句，抒发了动荡时代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故人重逢时的深痛感触，暗寓着对往昔的无限眷恋，对现实的深沉慨叹，以及对昔盛今衰、人情聚散的千般感触。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开元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蘅塘退士评为：“少陵七绝，此为压卷。”

这首七言绝句脍炙人口，是杜甫晚年创作生涯中的绝唱，历代好评众多，如清代邵长蘅评价说：“子美七绝，此为压卷。”《唐宋诗醇》也说，这首诗“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白居易）一篇《琵琶行》矣。……此千秋绝调也。”

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年华之盛衰，人情之聚散，彼此之凄凉流落，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语言极平易，而含意极深远，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凝结着四十多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那种昔盛今衰，构成了尖锐的对比，使人感到诗情的深沉与凝重。清代黄生《杜诗说》评论说：“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为正声，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明皇杂录》 ）。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其一、打破常规作法，随心所欲，化愆为奇。

常规作诗法四步：启、承、转、合，绝句一句一步。此诗却明显打破常式，全诗只分作两部分，没有承、合。
前两句是个对偶句，且怪异的很：两句意思重叠，按律诗对仗的标准看，大有合掌之病。后两句是一个复合句，作为力求凝练、精致的绝句，较少用。

然而我们却既没感到此诗在结构上不完整带来的残缺性问题，也没有对前两句意思重叠而生有罗嗦、重赘感，还没有对后两句产生松散感。反而是深深地受到了它的艺术感染，为什么呢？

写诗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要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情景制宜。此诗不著一字议论、感叹、抒情（无表面带有感情的字眼），然而却全心全力地铺张着感情深鸿沉郁的氛围。前两句不惜重复铺叙、浓重渲染，与其说是与李龟年这样的当年如日中天的巨星相符合，不如说诗人是在暗喻、借指当年“开元盛世”之盛，更是在说着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目睹国运衰败，流浪漂泊远地的暮年中的诗人心中的深深怀念、抚忆和感慨。后两句，也是在充分地营造一种悲剧性的情境，江南风景固美，但偏是在落花时节，两个衰落的、各怀绝艺的故人，重逢了，一个“又”字，己、人、家、国、世之悲，尽在其中。

诗人在这里不需要更多层次上的转、延，别的都似是多余的。当然这种写法，也是与下面的第二特色相联系的。

其二、诗意不尽，尽在言外。

中国古诗讲究不尽，即不说尽了，留其意让读者去品索、回味。此诗在这上面，真是极尽了。

诗不议论、不感叹、不奢情，却是意在言外，无处不在议、不在感叹、不在深抒幽情。留给读者的，也是字句之外，不知多少倍的东西！

李龟年是开元初年的著名乐工，常在贵族豪门歌唱。唐玄宗时，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兄弟三人都有文艺天才，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他们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由于他们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他们去演唱，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他们在东都洛阳建造宅第，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公侯府第。

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杜甫也流落到江南，在一次宴会上听到了李龟年的演唱，就写了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后来流落到湖南湘潭，在湘中采访使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五言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多相思。”又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但此时玄宗已是风烛残年。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唱完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是热气，其妻不忍心殡殓他。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