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人物成就

　　科研成果

　　科学预见

　　在太平洋学术会议上，胡先骕听到日本学者首次发现举世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Podostemonaceae）的报告时，预见中国肯定也有川苔草科植物的分布。1930年参加在爪哇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后，他在《岭南科学杂志》第9卷第3期（1930年）上，再一次表明并推测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山省县以及长江上游肯定会有川苔草科植物。果不出胡先骕所料，1944年2月，厦门大学生物系赵修谦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东北隅龙门的岩石上采到该科植物1种。1年之后，又在汀江流域、晋江和闽江流域发现2种。经鉴定，这3种均为中国特有，即：川藻（TerniopsissessilisChao）、中国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chinensisChao〕、福建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fukienensisChao〕。

　　创办机构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中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扩展中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植物，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并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2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便形成为中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园科技人员。

　　建立学会

　　为了发展现代植物科学事业和使各地广大植物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互通声气，促进学术交流，并在社会上普及植物学知识。经胡先骕和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发起及筹备，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骕为该杂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较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庐山莲花谷召开。会上改选胡先骕为第二任会长。在年会上，胡先骕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骕受聘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

　　胡先骕除精研现代植物分类与分布外，对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1938年，他同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中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同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们两人在《中国古生物志》中联名发表“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的长文和较多的精确图版，这不仅为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开拓了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发现水杉

　　在胡先骕刚继续主持所内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郑万钧从中央大学寄来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为“水杉”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请予以复查鉴定。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据日本的2种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1卷第261页所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的形态相同，应同为一属植物。经由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后，最后命名为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由于水杉在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为两科联系之桥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HuetCheng）以区别。首次正式把在四川万县所采集的标本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特别是引起古植物学家的重视。这是胡先骕融会古今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美国的古植物学家钱耐还专程来中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各国出版的高等植物学和古植物学专著，也都相继有了这一记叙。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6年，他在《地质调查所汇报》中发表《记古新世期之一种水杉》论文，将水杉的化石种与最新发现之水杉进行了比较。1947年，在美国的《观察》杂志发表《美国西部世界爷与中国四川万县之水杉》（Se－quoidofwesternAmericaandmetasequoiaof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中发表《中国是怎样发现‘活化石’水杉的》（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同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

　　自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各国植物园纷纷来函索要水杉种子，或派人来中国考察。直至中国解放，已有50余国家、近200处植物园先后从中国引去这个古老的孑遗植物，经各国试种均获成功。由于水杉的适应性很强，它的踪迹现已遍及世界各地。

　　创立分类系统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自1928年创办以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个享有声誉的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收藏的标本就有20余万号，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和《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还培养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植物学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机构、人员的调整，静生生物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受聘任研究员。他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1950年，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其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一个较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专著。这部专著弥补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但他仍自认并非圆满无缺，希望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研究有新的发现时，再继续加以修改。这也是他一贯一丝不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

　　胡先骕在大学任教时，总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决定依自创的多元分类系统，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代替过去使用的英国植物学家J．哈钦逊（Hutchinson）的分类系统。该书稿在361科中，对中国所产的各科叙述极为详细。在科的描述中，还补充了中国产的重要属。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择其重要的加以叙述。书稿末并载有中国产种子植物检索表，因此内容更臻完善。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未能来得及绘制插图，故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骕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经他鉴定，美国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鲜，而不是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植物。由于在这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荣获第二届中国卫生会议模范奖状和奖章。

　　1953年胡先骕应邀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书中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

　　1952年暑期中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另迁新址。胡先骕因忙于科研任务，是年秋季便告别了数十年的教育与教学生活。胡先骕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发现一个新科、十个新属、数百个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