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羁旅行

《长安羁旅行》为唐代新乐府辞，这首诗是孟郊所写的乐府杂题。诗作表达了作者应试不第，羁旅长安的失意困顿之情和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不平之鸣。
孟郊一生困顿，幼年烽火，中年流寓，虽怀奇志，终不得展。早年曾数次应进士试，都名落孙山，直到近乎“天命”之年才得中榜。792年（贞元八年），作者首次赴长安应试，下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在长安度过了相当一段羁旅生涯，这首诗盖作于此间。
全诗沉浸在一种抑郁感伤的情调之中。首四句“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言很长时间也懒得梳理一次头发，而且每梳都尘土飞扬，一副蓬头垢面的狼狈像；古代十天为一旬，“过”有“了”的意思，极言其少，“三”、“九”均非确指。月余才喝过了几次酒，而且每顿饭还是以往的粗茶淡饭。“十日”、“三旬”一面说明是隔时之久，另一面也表明是羁留之长。因为唐制科举考试是在秋季开考，到次年春天才发榜公布，故凡远道而来的应试者须在长安淹留半年有余。接着“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写春天来临，万物复苏，自然界呈现出一派花红柳绿的景象；但诗人却因为落第而孤守寒舍，丝毫感受不到春日的温暖，心里是一片冰凉的世界。
作者所感受的似乎也不仅仅在落第本身，中六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心。”正如民间俗语所说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原来作者是深深地体味到了封建时代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情态。也许此时曾跟孟郊同场应试的韩愈者流正官袍加身，如云的宾客正使他们应接不暇呢，而诗人却门可罗雀，“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个人远离家乡，不但没有一个亲人的半句安慰话，还得遭受势利小人的白眼，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怎不叫人凉透脊梁。“直木”二句是说挺拔的大树上自然有成群的鸟儿恬静地立在上边，而清寒的小溪里肯定不会有结队的鱼儿躁动于其中，“比”的意思很显见。由此诗人发出感喟，方知道明争暗斗的名利场中不是君子呆的地方。这里的“君子”，带有自况的意思，尽管有人认为此二句未免有些“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末四句，笔锋一转，诗人于无望中萌动了新的理想。他想象，将来要柱着藤竹拐杖跋涉于崇山峻岭、青竹翠柏之中，采薇而食，象伯夷、叔齐那样隐居山林，过那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并且心中暗暗歌咏着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避开人事喧嚷的尘世，在大自然中（“事外”）去享受那“不受尘埃半点侵”的高洁、宁静的生活。诗人于无可奈何之中总算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归宿”。虽然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并非诗人的初衷。
孟郊的诗在艺术上是比较独特的，但对于孟诗艺术风格的评价，自来就褒贬不一。韩愈对孟郊推崇备至，认为他“才气清高”（《与孟东野书》），其诗“高山魏晋”（《送孟东野序》）。夏敬观也说：“孟东野诗，当贞元和间，可谓有一无二者矣。”（《说孟》）苏东坡在《读孟诗二首》中却说读孟郊的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蟛，竟日嚼空螯。”“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贬得一钱不值。平心而论，以上所持各怀其偏。惟钱钟书先生谓东野诗“深语若平，巧语带朴，新语入古，幽语含淡。而心思镵刻，笔墨圭棱”（《谈艺录》），颇中肯綮。从这首《长安羁旅行》中便可得到印证。
“十日一理发”四句，出语平平，但于此“平平”之中却深意藏焉。封建社会文人如妾，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经济地位。唐统治者为了网罗人才，巩固基业，便打破高门大族对仕途官爵的垄断局面，决定开科举以诗赋取士，这对于出身微贱而又胸怀大志并且处于人生奋发时期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乘槎”到“日边”的唯一途径。因此，落第的打击已够沉重，羁旅的痛苦更添悲哀，因为这不仅仅是其生活当中的一次“羁旅”，更意味着是其人生道路上的一次“羁旅”，无怪乎他在《登科后》诗中把这一时期称作“昔日龌龊时”，同时更加之世态人情，故此“独余不觉春”的感叹才有了情感基础。因见“深语若平”。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即言诗若一味用巧，必失于不能深厚沉着，但须以巧进，以朴成。如《古诗十九首》“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陶渊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句皆以巧中带朴，天然浑成，而孟诗的“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亦真朴自然，巧近朴成。
另外，“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其辞淡淡，其情甚幽，诗人的感情深入肺腑又发自肺腑，正如苏轼所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而“野策藤竹轻，山蔬薇蕨新”则颇类陶渊明的某些诗句，“事外风景真”又似乎直出于陶渊明的“野外罕人事”，古色古香，颇具古趣。